张为民自嘲地回答：“你，你说的也对，不，不过我这棵庄稼是大日数，成熟的比较晚一点儿。”

“大日数？哼哼，”阎喜真冷笑几声，他觉得张为民冥顽不化，是很难劝说得通的，就冲了他一句：“你最好撒泡尿，照照自个儿是个啥样吧！究竟是一拨红高粱、谷莠子？还是臭黄蒿？好好儿认一认！别临死娶媳妇，没先进喜房，倒先下油锅了。”

阎喜真头也不回的偏腿骑上自行车，后衣架上驮着两个篓子，车把上挂着秤，到乡下收鸡蛋去了。

张为民站在那儿，半天未动。他想：“看来人就这样，口袋里刚装了几个蹦蹦儿，就会教训别人了。牛逼啥了？”

张为民清楚地知道自己和阎喜真不是一路人。想当年上高中时，人家课堂上捣乱起哄，课堂下吃吃喝喝拉帮结派。走向社会后，更是狼咬处有他，狗叫处有他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哪儿能打闹上钱儿，就上那儿。一开始先是杀猪，往猪大腿里灌水；后来又杀鸡，往鸡脯脯里注水，再后来收羊毛，往羊毛里掺细面土胡萝卜汤。有一次收活鸡，一个老婆儿要卖鸡，让他等一等，说是喂喂鸡再卖，阎喜真一听，心里话：“奶奶的，你喂鸡我喂秤砣！”他“呸呸呸”往秤砣底下唾了几口唾沫，去地上粘上土。就说这眼下收鸡蛋吧，每次出去老是在秤杆儿上做文章。他没用几年，就发家致富了，本人娶了一个能干的媳妇，一连生了两个孩子，老大都六岁了。闲暇时，阎喜真打扮的风风光光，走路昂着头，小日子过的十分滋润。

据小道消息说，阎喜真这小子住在大同的旅馆里，老“量黄米”（就是找小姐）。

阎喜真这一系列的所做所为，很是让张为民从内心里瞧不起他。

“你不就是坑人骗人发财吗？有啥了不起的？我宁打一万辈光棍儿，也不干这缺德的事儿，呸，我不稀罕！”张为民看着阎喜真远去的背影，狠狠地唾了一口，“我张为民穷得有骨气！君子与小人不能为伍也。我张为民要清清白白地做人，清清白白地挣钱儿，正大光明地写小说，我要像鲁迅先生那样‘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’。”

张为民毫不犹豫地跨进邮电局的大门，买上邮票，把稿件儿毅然投进邮箱里。

那几年，如意村的乡邻们，包括堡里头的王家，堡后头的韩家，东场里的大李家，南场里的我们小李户和西台地的杂姓人家，甚至于乾、兑、离、震、巽、坎、艮、坤八个村的人们，都一致认为张为民念书念腐了，是不折不扣的地地道道的书呆子一个。说起来大家也许不信，都二十四岁的人了，他在金沙川镇赶集，见了高中同班的女同学，都不敢抬头，也不敢吱声，假装不认识，一绷脸就过去了，生怕人们说出啥闲话来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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